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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教授马丁·雅克文章: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

发布时间:2019/05/14 点击量:

第四,西方和中国对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样。欧洲将普世性看作一场传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通过殖民、宗教、语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信息传到尚未开化的土地。中国不认为普世性的表现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文明的终极形式,因此根本没必要离开中国。所以,中国的普世性是一种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种向海外进发的普世性。

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另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西方不能继续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固步自封,而是要跳出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在于学会适应新的世界,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确定新的合作形式和对抗形式。

参考消息网5月10日报道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2019年2月底在美国第32届卡姆登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的主旨演讲,内容如下:

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创新。西方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创新能力,无法作出创造性和激进的改变。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误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渐进式创新积累了巨大的创新思维能力。经过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后,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创造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成为世界创新大国。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对美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但美国诉诸保护主义的应对办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激烈竞争,迸发活力,美国企业应该投身加入其中,向中国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西方存在四大根本差异

第二,我们总认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运作国家的一切决定都出自北京,这当然不是真的。中国有约14亿人口,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北京决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唯一可以既维持统一又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办法是对地方差异给予足够的尊重,或者说“一文多制”,即“一个文明多种制度”。当代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香港回归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这种思维与民族国家的思维截然不同,它来自中国悠久的文明史。

四大特征勾勒中国大国形象

三是“一带一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如今经过大力推动,中国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沿线许多国家对这项倡议展现出巨大热情,因为它们看到了改善当前处境的机遇。我想这大约能反映出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对亚投行一样,美国对“一带一路”基本抱着不参与的态度,不久前还公布了另一套战略与其竞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美国应该参与“一带一路”,因为如果你不参与就无法塑造相关规则、制度。美国提出的替代性计划在资金方面严重不足,不论目前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与中国的巨大投入相比。长期来看,我认为“一带一路”会取得成功。

这些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些结果,在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规则,而成了全球化的构筑者与塑造者。西方正面临全新的情况。西方最大的困难是,在中国问题上总处于被动状态,没有跟上节奏,因为西方其实不相信中国会成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现在西方必须接受事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理解这种变化。

辨析以上差异,对理解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十年前,这个问题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急迫性。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自从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样自从那场危机以来,中国不断崛起。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而美国经济大约只增长了10%。